吴虞
吴虞(1872～1949)，原名姬传、永宽，字又陵，亦署幼陵。1872年12月19日生，新繁(今新都县)龙桥乡人。父兴杰，字士先，曾任富顺县教谕。吴虞曾娶妻二人，生九女一子，子早夭。前妻曾兰，字仲殊，号香祖，诗书俱佳，南社社员。后妻常道玄。均早逝。
吴虞早年受过系统的封建教育。1891年入成都尊经书院，从经学家吴伯去曷
(名之英)学习诗文。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后，转而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在顽固守旧势力对新学猖狂进攻面前，他“澹于希世，不事科举”；不承认“西学”是“异端”，“不顾鄙笑，搜访弆藏，博稽深览”。因此，当时人称他是“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吴虞开始接触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后，产生了出国留学，到国外去亲身体验一番的想法。1905年秋，东渡日本，就学于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四班。研习欧美各国宪法、民法、刑法，及政治学、经济学等，思想更趋先进。他在熟读了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尔、远腾隆吉、久保天随等诸家著作后，同孔子的儒家学说相“比较校勘”，于是“粗有所悟”，产生了反孔“非儒”的思想。
1907年，吴虞从日本回国，先后在成都县中学、嘉定府中学、官班法政教习。并在报刊上发表反孔“非儒”的文章，痛斥“圣贤误人深”、“孔尼空好礼”。他撰编《宋元学案粹语例言》，引明代李贽语，清政府令学部查禁，并要开除其教职。清朝专制主义的压制，使吴虞发出了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1910年10月他发表了《辩孟子辟杨墨之非》一文，指出“天下有二大患焉：曰君主之专制，曰教主之专制。君主之专制，钤束人之言论；教主之专制，禁锢人之思想”。他批判孔孟思想之“专制”，要求各学派“辩论”、“竞争”，使“真理益明，智识益进”，则国亦“由兴”。他说：“吾愿抠衣执鞭，以从其后，而鼓舞言论自由之风潮也。”由于他猛烈抨击孔孟思想，尊孔复古派诬他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
1910年，吴虞与其父在家庭问题上发生冲突，被父告到官府，成了轰动成都教育界的“上流社会”的“家庭革命”的大事。尽管经官审断，输理的是他父亲，但上流社会却以此为借口，攻击他是“非理非法”的“忤逆”行为。吴虞为辨别是非，油印了一篇《家庭苦趣》，散发各学堂。这下，吴虞又犯了家丑不可外扬罪。当时，四川教育总会会长借他的“家庭冲突”为由，召开了一次教育会，声讨这个“名教罪人”，将他“逐出教育界”。他的家庭悲剧，促使他后来反对孔教和家族制度更加积极。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吴虞“反对儒教及家族制度”一文发表后，四川护理总督移文各省逮捕吴虞。他被迫逃到乡下，得到任哥老会首领的舅舅的庇护，才没有成为清政府的阶下囚。
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吴虞对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和清政府的放肆卖国，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对市民罢市，学生罢课，寄予极大的同情。他在诗中写道：
瓜分豆剖事如何?恩怨难平恨转多。
到此并成家国泪，洒来红遍好山河。
由于清政府的血腥镇压，保路运动发展为武装起义，各路义军围攻成都。吴虞写诗痛斥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热情歌颂义军。
随着武昌起义和清王朝被推翻，清政府对吴虞的通缉令亦随之自废，从此吴虞又获得了自由。他回到成都，一度担任《西成报》总编辑、《公论日报》主笔、川西道署代理内务科长、《四川政治公报》主编等职。
辛亥革命后，四川形成了独特的军阀防区制，兵连祸接，苛税畸重，民不聊生。吴虞亲历其苦，其妻曾兰也因逃避战火而患重病死去。他写诗强烈控拆军阀、官僚的残暴统治，表露了广大人民反抗的呼声：
深山多豺虎，中原多盗贼。
猛虎犹可防，大盗能移国。
人权重宣言，斯理世所识。
自由当保障，固弗限南北。
……
以后，吴虞又遭到袁世凯的军事独裁统治的迫害。他又成了“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在成都教育界备受歧视。面对逆流，吴虞进行了勇敢的斗争。他的文章在成都不能发表，就寄到外省去发表。他写的《辛亥杂诗九十六首》，寄到日本东京为陈独秀选载于《甲寅》杂志上。他针对成都教育界的守旧派攻击他是所谓“名教罪人”、“非圣非法”，写了《李卓吾别传》，为《进步》杂志登载，肯定明朝这个“名教罪人”、“非圣非法”的人，与守旧派针锋相对。他写了《康有为君臣之伦不可废驳议》，揭露立“孔教”为国教，是将孔孟之道作为复辟君主专制制度的工具。吴虞认为，袁世凯之所以敢于恢复帝制，帝制复辟派“归咎于共和之不适用”于中国，是由于法制不健全所造成的。他在《情势法》一文中说：“今对于背誓叛国之人，抛弃法律之规定，不加以制裁，而唯就情与势之轻重利害言之，是真无法律之国也。”吴虞在这里提出了要健全法制，使有法可依，执法严厉，“庶民贼独夫有所惩惧”。他针对封建守旧派掌握四川教育，提出要改革教育。指出：“今日欲改革学风，提倡教育，似当以校长有相当之学术为第一要义，此又必待留学有完全之人，而后学校有振兴之望。”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1916年迁到北京出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对封建思想展开批判，这就是1915年开始形成的新文化运动。处于“外遭社会之陷害，内被尊长之毒螫”环境中坚持战斗的吴虞，在1916年有了新的转机。他看了《新青年》登载易白沙《孔子平议》一文，认为找到了“同调”。他写信给陈独秀说：“读贵报大论，为之欣然。”在信中还告诉陈独秀：“尚有《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儒家重礼之作用》、《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消极革命之老庄》、《读荀子》诸篇，其主张皆出王充、李卓吾之外。暇当依次录上，以求印证。”陈独秀同意发表他的文章，说：“尊著倘全数寄赐，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由于陈独秀的支持，他的几篇主要论文，得以在《新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从而使他名动海内，与陈独秀南北辉映。他的文章，不但充满了反封建宗法制度的勇猛精神，而且敢于把儒家的伦理学说和政治上的专制制度，以及社会组织上的家庭制度当作三位一体的东西，加以批判，使当时处于封建思想压抑下的青年学生，受到极大的振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吴虞积极配合鲁迅，对孔学和封建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猛烈地抨击。他发表于《新青年》上的《吃人与礼教》的论文，同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吃人与礼教》成了当时进步青年反对封建旧道德的一个重要的战斗口号。因而，吴虞被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在他的影响下，有不少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革命和建设的骨干。
1917年，吴虞又回到教育界，在四川法政学校担任法制史、国文课教员。1918年在四川法政学校、外国语专门学校及国学专门学校教国文和文学史。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守旧派对吴虞大肆攻击，那个曾任四川教育总会会长、辛亥革命后任大成中学校长、在“劝进书”上签名要袁世凯做皇帝的徐炯，对吴虞打孔家店，更是如丧考妣，策动驱逐吴虞出成都教育界。但吴虞却得到青年学生的支持，反对者攻击愈烈，购买发表吴虞文章的《新青年》愈多，吴虞在成都青年学生中所起的影响也愈大。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时期。1921年夏，吴虞应聘去北京，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方大学京校、中国大学、北京学院任教。1922年4月9日，他参加了由李大钊等人发起的“非宗教同盟讲演大会”，并与李大钊等人在会上发表演说。
1925年，吴虞在北京当了4年教授后又回到成都。先后任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这时的吴虞并未放弃反孔“非儒”的立场。仍坚持以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旧礼教和文化专制主义。1928年5月，他发表了题为《对于祀孔问题的我见》的演说，再次申述了“五四”时期批判孔学和旧礼教旧道德的基本内容。同时，对辛亥革命后康有为、王壬秋、罗振玉、王静安、沈曾植、陈焕章等尊孔复辟派点名进行揭露，对袁世凯、张作霖、张宗昌等北洋军阀尊孔复辟点名进行批判，对章太炎、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后不反孔表示不满。1937年，他发表了《经疑》一文，这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积极施行“尊孔读经”的复古教育，是一个反击。为此，国民党特务曾在信封内放左轮枪子弹对他进行威胁恫吓，但他不为威吓所屈，也不受利禄之诱。晚年时，他两次拒绝了国民党四川省政府“高级顾问”的聘请。
吴虞是思想家，也是一位诗人。他的七言绝句与律诗曾名噪一时。诗集除《秋水集》出版问世外，《秋水外集》等均未正式出版。1917年3月，吴虞应柳亚子之请，加入了著名的南社，以后又加入了新南社。吴虞的诗，大多抒发了他反孔“非儒”的战斗情怀，章士钊称他“非儒诸诗，思想之超，非东南名士所及。”陈独秀称他为“蜀中名宿”，柳亚子称他与龚定庵、马君武为“诗界革命军之三人”。
1932年6月12日，吴虞见报载廖季平于6月5日死于井研。24日写成《哭廖季平前辈》七律一首(括号中系吴自注)：
四十非儒恨已迟(予非儒之说，年四十始成立)，
公虽怜我众人嗤(袁世凯尊孔时，公与予步行少城东城根街，劝予言论宜稍和平，恐触忌)。
门庭自辟心疑古，
胆识冲天智过师。
垂老名山游兴在(临逝前数周，游乌尤寺)，
横流沧海叹谁知(近汉奸赵欣伯创立孔学会，则孔学之宜于帝制可知)。
益州耆旧凋零尽，
下马陵高望转悲。
这首诗表达了他坚持反儒的立场，而且自恨反得太晚了。
他在同年10月得知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写成《寄陈独秀狱中》：
早年谈易记儒生，意气翻惊四海横。
党锢固应关国计，罪言犹足见神明。
尽知大胆如王雅，何必高文似马卿?
万古江河真不废，新书还望狱中成。
吴与陈从未谋面，只是文字之交，能写此感情充沛，态度鲜明的诗，颇为难能可贵。
吴虞在成都最后任教的几年中，仍遭到尊孔复古派的打击和排斥，到1933年终于被迫去职。此后就退隐在家。1941年，吴虞见报载皖南事变后，写了一首《读廉蔺列传》的诗：
虎狼谁可敌，举国尽惶惶。
赖有英雄使，能将正义张。
孤身归赵璧，一气慑秦王。
让颇尤堪贵，千秋姓字香。
这首诗鲜明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四军，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反共、分裂抗日力量的行为，表达了人民的心声。1949年4月27日逝于成都，葬新都县新繁镇西龚家碾旁，享年77岁。
吴虞与日本著名学者青木正儿友谊甚深，彼此往返书信颇多。青木正儿曾撰《吴虞底儒教破坏论》，将其“痛快的高论”介绍给日本学术界。
吴虞一生中，除正式出版《吴虞文录》、《吴虞文续录》、《吴虞文别录》，以及诗集《秋水集》等著作外，他还编撰了《国文撰录》、《骈文读本》、《宋元学案粹语》等书。他从1911～1947年所记的100多万字的日记手稿，是研究近代史的珍贵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已出版《吴虞日记》上下册，并出版了《吴虞集》。
廖观音
廖观音(1886～1903)，女，汉族，出生于金堂县合兴乡，幼迁居新都县石板滩镇。父为圻，母薛氏，在同族大排行中，观音居九，昵称廖九妹。真名不详，起义时被拥为“观音”，以号召徒众，故名廖观音。
甲午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加紧掠夺，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国范围内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1902年，四川春旱，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各州县洋人教堂霸田掠产，清朝官吏为虎作伥，逼得广大人民走投无路，四川的义和团应运而起，掀起了风起云涌的反清灭洋运动。在四川的义和团运动中，有一支以廖观音为首的红灯教，是活跃在川西地区的杰出队伍之一。
少年时代的廖观音，敏慧非凡，虽出身富豪，但她同情孤苦，疾恶如仇，帝国主义的狰狞凶残和清政府的腐朽反动，激起她无比义愤。她冲破父兄、同族的阻挠，加入红灯教，成为名震川西的女领袖。
1902年，原在石板滩镇染房工作，后被解雇去三台投靠义和团的曾阿义，奉命回石板滩传教，在镇上设棚授徒，建立顺天教，自称教主和罗汉。廖观音是曾阿义的师妹，受其引导，也加入了义和团，操练武功并成为棚中的佼佼者。曾阿义为了号召群众，尊她为“观音”。从此，她身着月白短衫，头顶青巾，在石板滩一带设坛传教，借宣传佛法鼓吹反清灭洋思想。清晨傍晚，带领本乡男女青壮使枪弄棒，舞刀斗棍，扑打翻滚，追逐拼杀。“夕阳西斜廖家庄，红灯照见习拳忙”，在勤奋不懈的操练中，廖观音练就了一身技艺。
同年农历五月，廖观音率领徒众，在石板滩川主庙誓师起义，正式举起反清灭洋的大旗。义旗一举，从者如潮。廖观音端坐法台，头上红灯高悬。号称川西红灯照(群众称之谓“红灯教”、“操红拳”)的这支数千人的义军队伍，在廖观音、曾阿义的率领下，焚教堂，杀洋人，抗官兵，围州县，转战于新都、广汉、金堂、华阳、简阳等地，清军闻风丧胆。
农历五月十三日，起义军首次击溃清军于龙潭寺，捣毁华阳县教堂，打响了胜利的第一炮。接着，廖观音计划东联简阳李永洪，南联仁寿熊青禾，三路围攻成都，但因事机泄露未能实现。六月下旬，廖观音率军突然出现在金堂县清江镇，与广汉知州高维寅率领的清军激战，先后击杀清同知傅岳岭，蓝翎六品军功陈青云、康松年等27名官吏，高维寅只身逃回广汉，闭城不出。
七月一日，清政府二品大员，记名总兵孙烈全奉四川总督奎俊急饬，匆匆自成都赶去金堂，欲全歼红灯军于火盆山。廖观音以逸待劳，伏击清军，她手执三角红旗，乘快轿麾军奋勇还击，从辰至午红灯健儿赤臂挥刀，吼声如雷，如龙似虎，杀得清军四下逃散，胆裂魂消。清军终被全部击溃，孙烈全死于红灯军之手，被割下头，祭奠于英勇牺牲的义军灵前。
清江镇火盆山大捷后，义军直逼广汉县三水关，汉州(今广汉)告急，成都震动。川督奎俊急令臬司陈璚分兵驰援，胁威义军后路。廖观音率众与清军周旋，三水关一战，义军伤亡数百。廖观音以声东击西之计，乘夜渡船而去。
中秋节的前一天，红灯军20余人突然杀进成都，从青羊宫经走马街直扑督府衙门。
全城豪绅叫苦不迭，清廷大臣闻声弃轿而逃。奎俊忙令紧闭辕门，引兵抵抗。红灯军孤军奋战，力量悬殊，此举未能奏效。但却震慑了敌人，壮大了义军声威。待红灯军撤出城之后，奎俊还命令关闭城门6天。
廖观音连毙清将，两围成都，清廷震动，川督丢宽官。各地义军频频活动，反清灭尖烽火连天。八月下旬，新任四川总督岑春煊上台。这位以镇压农民起义著称的老手，采用“抚剿”兼施，实施连坐的手段，使红灯军处处受阻，被迫转入分散活动。廖观音藏匿于东山民间，岑春煊虽然悬赏捉拿，人民却不顾生死掩护她。一次，清兵搜查到60个年轻女子，威胁她们：“说出廖观音，可免一死。”但她们均咬定自己就是廖观音，使清军莫辨真伪。
1903年初，廖观音于简阳县镇子场(今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聚众商讨三攻成都计划时，不幸被叛徒出卖遭捕。川督岑春煊欣喜若狂，急上奏折称：“该女匪名震一时，若获而不诛，恐未靖人之心，复因而蠢动，且恐外人藉口，当场正法。”1月5日，在成都督署公堂，廖观音身披缁衣，凛然昂首，视死如归，忿声怒斥：“大奴才慈禧，小奴才岑老四(岑春煊)，都是丧权辱国的坏东西!是英雄，战场上来取你姑娘的头……”之后，饮恨殉难，壮烈牺牲于成都督院街督署大门前，时年仅17岁。《世界时报》说：“真是不能想象，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勇敢的人了!”近代史学工作者称她为：“完全不以富贵利禄为念，完全自觉地把生命献给中华民族，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吴君毅
吴君毅(1886～1961)名永权，新繁(今新都县)龙桥乡人。1902年，年未弱冠的吴君毅，先后受业于前清举人叶秉诚与周癸叔，学读经文。1904年考取秀才，同年8月入四川高等学校普通班读书。1905年10月，与堂兄吴虞一道东渡日本，初入成城中学，1908年4月升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次年6月入东京第二高等学校预科。1912年6月，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在校一直以学业优秀著称。1913年曾一度辍学回成都，担任《日日新闻报》主笔，任教于高校。一年后重返日本，继续攻读。1916年，与留日同学陈豹隐、王兆荣等组织丙辰学社，担任该社创办的《学艺》杂志主编。发表过德文的翻译小说和一些诗文。其中：在《试论今日白种人的天下》一文中，曾大声疾呼富国图强。认为只要中国人努力，中国也是可以强盛的。1917年8月毕业获法学士学位。后归国，在北京目睹官场之事，感慨系之。他在给堂兄吴虞的信中说：“初到此间，万物皆有沉寂之感，而人事则有不安之象。……作伪偷惰，无收拾事物之气力也。满人之亡，亡于驻防饱食无事，故能力消亡。中国之衰，似源于政治之腐败，而尤以作官为甚。一旦作官，则利益多而劳动少，中国之最能销磨能力而利益多者无如作官，且无须能力，故天下趋之若鹜，于是社会日益堕落，而国事遂败于冥冥之中矣。”由是，他厌恶作官，应聘于国立北京法政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教授。这段时期，正值五四运动前后，吴君毅除教书外，还代表堂兄吴虞与陈独秀、胡适之、高语涵等人联系。1919年7月11日，他在致吴虞的信中说：“陈独秀敢言敢行，与耽玩禅悦之研究系(进步党一派梁启超、汤化龙之系统也)大异其趣，其主宰之《每周评论》议论之精辟，叙事之简洁为全国新闻之冠……”。1920年8月，吴君毅升任北京法政大学教务长。
1921年，吴君毅赴英国伦敦入政治经济学院研究法学，两年后转入德国柏林大学进修。1924年回国后，仍在北京法政大学教书，担任经济系主任兼法制室参事。
在英留学期间，曾写诗抒发他对祖国的怀念与抱负：
(一)
鸥燕翩翩送客行，海天无际我西征。
神州欲去频回首，一发吴山入眼青。
(二)
雁渐南归叶去枝，楼台烟雨望迷离。
分明满眼江南景，又是凭栏异国时。
1926年，张澜创办国立成都大学，吴君毅应邀回川，担任成大教务长。他按照张澜制订的“广延名师，用人唯才；民主办校，严格要求学生；兼容并包，主张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四处奔走，说服很多有名望的川籍学人，置四川交通不便，军阀肆虐，社会动荡，百业待举的破败局面于不顾，毅然返川，育才执教。经过四五年的努力，成都大学无论教学、科研以及革命运动方面，在四川地区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吴君毅在协助创办成都大学中，任劳任怨，张澜校长据此致以重金酬劳。他重义轻利，拒不收纳。他向张澜表示：“我是四川人，有敬恭桑梓之谊。此次回川，系襄助先生创办成都大学，不愿受多金，愿与诸教授共其甘苦。”成大经费，每年出自盐税计划60万元，经过截留，实际所得仅有16万元左右。1927年，学校班次增加，经费愈益不敷。吴君毅倡议教职工减薪二至三成助校，渡过难关。张澜常对人说：“吴君毅先生公正持大体。君子人也。”
1928年9月，吴君毅受张澜的指派，代表成都大学，出席了四川军政首领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在资中召开的会议。经过力争，为成大增拨经费30万元。使成大能以开办文理各科短期训练班。为培训川中中学教员并为成大毕业生谋划出路而开辟了一条途径。
1930年，吴君毅除任成大教务长外，还兼任文科学长，法科学长和政治系主任。1931年，成都三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吴君毅被校长王兆荣挽留担任学校的秘书长，代理法学院院长。在职4年，为创办四川大学，振兴西南文化，尽职尽力，卓有贡献。1936年，应老友陈豹隐之邀，离川赴京，执教于北平大学法商学院。1937年芦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烽起，吴君毅重返四川，任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1943年，任川大法学院院长兼政治系主任。解放后，仍留四川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56年以70高龄退休后任四川省文史馆馆员、省政协委员。1961年4月因病逝世于成都，终年76岁。
吴君毅毕生从事高教工作，40多年来，为国家培养人才，颇有建树，尤以协助张澜创办成都大学为人所称道。他精通日、英、德三国外语，对法律、政治、经济等学科广识博闻。兼善诗词，已搜集的30多首诗词中，不乏爱国恋乡之作。如1936～1937年间，面对日本大举侵华，国民党当局腐败退让，他激于民族义愤，写诗填词，以抒发对国家前途的关切和忧虑。
张明俊
张明俊(1894～1976)，新繁复兴乡(今新都斑竹园乡)人，中共党员，第三军医大学一级教授，生物教研室主任。
张幼年丧父，家境清贫，赖母亲种地和做针线活为生。早年曾入私塾读书，稍长即参加农业劳动。18岁时，经舅父介绍入成都华西协合中学当勤杂工。他忠诚敦厚，工作认真，被升任管理伙食的舍监。后经教会推荐，在校半工半读。暇时，给大学部清洗各类生物和人体标本，做得清洁标准，深得外籍教授贝克曼喜爱，被贝氏保送入华西协合大学生物系半工半读。
1924年张明俊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获生物学学士学位，留校任助教。1931年又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仍返华大任教。1931～1952年的21年间，他由讲师升任至教授，并担任过华大理学院院长。在校时因保护学生不受外国人侮辱，开罪于教会当局，失去出国深造的机会，是华大当时唯一没有出国留学的教授。
张明俊出身贫苦，入学较晚，但他自强不息，发愤进取，由勤杂工成长为一级教授，取得博士学位，可谓大器晚成。他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出色人才，桃李济济，遍及国内外。他治学严谨，善于把教学同科学研究与实地考察紧密结合，常在假期中亲自率领学生跋山涉水，深入川西和川西北高原考察动植物资源分布情况，收集各类标本。1929年，他在宝兴县穆坪采集到熊猫皮一张。1932年，他兼具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成员的身份继续在高原考察。1938年后，他同郭友文、刘承钊教授等人，多次深入川西北高原的松潘、茂县、汶川等县和康定、雅安等县大片地区，以及川西一带对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各种植物资源，进行了广泛的调查，采集到包括活熊猫在内的各类动植物标本数千件。他在调查采集中，常常不顾气候恶劣，道路艰险，履悬崖，登峭壁，临深渊，坚持完成调查和采集任务。此外，他对四川蝴蝶的分类，首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总结，丰富了生物学教学与科研的内容。
张明俊收集的动物标本极为广泛，藏品丰富，在原华西协合大学内成立了自然历史博物馆，将他采集的各类标本陈列展出，博得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他发表了题为《田螺的解剖》的学术论文，编写了《生物学基础原理》一书，对教学和科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开始后，燕京、齐鲁、金陵、东吴等大学，以及协合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等院校内迁成都。张明俊时任华大生物系主任，给予内迁各校生物系以无私援助。他将系办公室、教学楼、实验室、图书馆和其他教学设施与各院校共同使用，交流教学方案和教学人员，还将自己的住房也让出部分给东吴大学教授居住，让学生转入华大寄读，使内迁学校得以迅速恢复教学工作。
张明俊对生物研究器材技术也极有造诣。抗日战争时期，生物教学器材非常缺乏，他在生物系下建立了“生物材料处”，制作了大批成套生物标本、模型和各器官系统的液浸及剥制标本，供应内迁院校和西北各省院校，解决了教学上的困难。西北医学院因日本侵略，比较解剖学上用作实验的海产鲨鱼标本无法进口。张明俊获知后，慨然将系中所存的少量鲨鱼标本分出两个，支援西北医学院完成实验和教学任务。
张明俊还精心研究果树的培育和嫁接，他创办“明明果园”，并以此为实验基地，与国外交流园艺研究成果。30年代中期，他最早为四川引进培育出无核蜜桔、蟠桃、脐橙、柠檬、水蜜桃和樱花。由加拿大引进的苹果优良品种金帅、黄皇后，在成都地区试验培育，效果欠佳。后将其移植至气候、土壤、水分适宜的茂汶地区，几年后果实累累，果味香甜鲜嫩，色泽绯红光亮，下端有三个乳头状隆起，色、形、味非常喜人。解放后当地人民政府极为重视，得到大规模发展。现在，茂汶苹果的栽培范围，已扩大到阿坝州各县及凉山州部分地区。产品质地优良，颜色红亮，被誉为吉祥象征，质量超过美国苹果的王牌——蛇果，曾三次荣获全国苹果评比第一名，从而盛名远播，蜚声国内外。此外，他还引进了营养丰富的西红柿、包心菜、椰菜(花菜)等为广大群众喜爱的蔬菜，丰富了四川人民的饮食生活。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张明俊调重庆第七军医大学(今第三军医大学)，任一级教授兼生物教研室主任。他亲手造建和完善了生物教研室，成绩卓著，于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9年任军医大学基础部党支部书记和校工会主席。
1964年国庆节，张明俊以唯一的非军人身份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观礼团赴京观礼，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张明俊晚年仍努力不懈，在第七军医大学发表了《剂量不同C060射线对小白鼠妊娠期及其后代发育的影响》等论文，为进一步研究放射物质对人体的危害作出了贡献。同时他还大力开展对中草药的研究和培植，对发展中医事业也作出了贡献。
十年浩劫中，张明俊惨遭迫害。1970年随第七军医大学迁至上海。1972年第七军医大为他平反，恢复名誉。1976年因癌症逝世，终年82岁。
叶松石
叶松石(1895～1930)，原名含馨，字殿容，新繁(今新都区)龙桥乡青桥村人。父名大舜，川西会党龙头。性豪爽，主正义，曾同本乡梁芳庭、薛蔫之等人参加过保路同志会的斗争而名闻乡里。
叶松石幼年勤奋好学，精通诗文，16岁时考取清末最后一科秀才，继入成都武备学堂。辛亥前，转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学习，经同学文天龙介绍，加入川西革命同盟会，联络有正义感的会党，颇著成效。
辛亥革命后，叶松石回到原籍从事教育工作。历任新繁县立高级小学教员、校长、劝说所视学(相当于县教育局长)、四川省教育厅科员等职务。时值新文化运动兴起，叶松石在新繁高小竭力鼓励教师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杂志，给学生灌输新文化新思想，提倡用白话作文。他针对国民党驻军部队在县筹款加重人民负担的现实，给学生出了一个《我们的租税应该给与怎样的军人与官吏》的作文题目，鼓舞学生反抗现实社会。然而，此举也开罪于驻军部队，为后来横遭歹徒枪杀埋下了隐患。当代著名作家，20年代曾在新繁高小读过书的艾芜在《五四的浪花》一文中描述说：“叶殿容给我们学生讲过话，那种慷慨激昂的声音，极有神采的眼色和那清明正直的面容使我们印象极深。后来我们到成都读书的时候，才知道他是我们县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叶松石积极拥护。在中共四川党组织负责人刘愿庵影响下，参加国民党左派的党务工作。在新繁，他努力扩大国民党左派组织，先后支持从事革命与写作活动的邑人刘弄潮、艾芜北上和南行。1926年，叶松石再以大洋300元，资助时在新繁小学教书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钟炳骥、李永梧以及罗大增三人弃教从军，进入孙中山在广州创办的黄埔军官学校，并介绍他们与李筱亭、吴玉章、刘弄潮等人取得联系。后来，除罗病死外，钟、李两人均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起义的战斗中光荣牺牲。
1927年，大革命受挫后，叶松石虽任国民党四川省党务指导委员兼宣传部长，但却掩护群众运动，为革命积蓄力量。1928年冬，国民党邛崃县左派党委孙洪图率领万余农民抗粮，被军阀唆使驻军枪杀。叶松石闻讯后义愤填膺，对当道者立加谴责和抗议，并动员省指委黄斗寅、李星辉、杨全宇等四人带印出走，上京述职。四川当局诱以高官巨款，叶松石等愤怒拒绝。他们辗转至京，恳请政府维护党的威信，严惩地方军阀。但买办军阀把持的南京政府惧怕“唤起民众”，尤惧“工农兴起”。叶松石等出走请愿，不仅无人过问，且遭各种冷遇，进而促使他断然反对国民党当局，因而不便安居南京。于是，他避居上海，在浦东招商机器厂会见县人、早期共产党人刘弄潮。刘为他分析时局，指出要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可惜，作为革命知识分子的叶松石，对此并不完全理解。他虽然曾经在告子女书中说：“走过西北，所见是满目荒凉；走到京沪，所见是金迷纸醉。如此社会，如此人生，正不知要经过若干次革命?……我必须继续反对新旧军阀，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我必须走此道路，死而后已!”这表明他既有嫉恶如仇、羞与群魔同流的优良品德，又有疏于防敌，悲悯为怀的软弱的素质。他企图在新繁以和平方式改组并掌握团练总局，终为仇者所忌。1930年2月11日，叶松石与其亲密战友、国民党新繁县党部执行委员刘克诚一道出城还乡，行至南郊遇仙桥时，被地方军阀、土豪劣绅收买并得到新繁驻军默许的，预先跟踪埋伏于乱坟草莽中的几名匪徒，撞开两人，举枪连击。刘克诚饮弹倒地，叶松石惊斥怒骂。凶手回击一枪，叶松石惨遭杀害，时年仅35岁。
抗战军兴，国共再度合作，新繁县县长康冻改新繁南门为“松石门”，并在遇仙桥叶松石殉难处，刻碑立传，寄托悼念。
周从化
周从化(1895～1949)，新繁(今新都区)高宁乡人。出身清贫，14岁便辍学从军。1917年，由士兵升任排长，入刘湘主办的军官传习所学习，毕业后任川军刘禹九部连长。在任职期中，被认为作战勇敢，善于运筹，晋升为刘部支队长(旅长)。在四川军阀混战中，刘禹九失败下野，周从化为刘湘所看中，转入刘部任上校参谋。1934年，刘湘雄据四川，为蒋介石所嫉。为免于被分化瓦解，遂将周从化保送进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用以窥视蒋介石动向，设法保持和巩固在川地盘。
周从化进入陆军大学以后，学习勤奋，思想活跃，为时任陆大教育长杨杰所赏识。周从化依靠交往甚笃的师生关系，由此而侦知蒋介石对川军心怀叵测，除了及时与刘湘传递信息采取对策外，毕业后返回刘湘部供职，任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少将参谋处长。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刘湘奉命率军出川抗日，担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周从化随军出征，任第七战区参谋处长。同年底，日军攻陷南京、芜湖等地，沿长江西上，江淮地区战事吃紧，刘湘派周从化去二十三集团军司令部代参谋长，辅佐集团军司令唐式遵率部在芜湖周围与敌周旋，挫敌气焰，壮我军威。
1943～1945年间，周从化先后调任成茂、潼蓬、剑平等地师管区中将司令，1946～1947年任二十八军官总队中将队员。1948～1949年任国民党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中将委员。
周从化曾目睹并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川军内战、北伐战争与抗日战争。早年，他阅读了大量军事著作，在川军中，享有“智囊”之称。“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救亡的民族革命风暴蓬勃兴起，周从化怀着救亡图存之志，开始阅读马列主义和中外历史著作。他通读了《资本论》，精心研究了《共产党宣言》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革命理论文献，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尤其是他长期涉足官场，对国民党的腐败，具有深切的了解，进而促使他在1944年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开始从事反蒋活动。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从战略相持转入全面反攻，蒋介石在军事上开始全面崩溃，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党反动派妄想以“戡乱”来挽回颓局，加紧了对爱国民主运动的镇压。周从化面对逆流，认定：“不‘戡乱’即反蒋；不革命，即附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从而，使他作出决心为革命捐躯，虽九死而不悔的最后抉择。经中共地下党员王文鼎、华健介绍，他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周从化入党后，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利用长期供职军队与官场的有利条件，对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士，开展军运策反工作。同年春，国民党左派在香港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提出要“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民主与和平”的政治纲领。5月，民革中央任命杨杰为西南总负责人。11月，与杨杰有着师生关系的周从化，受命筹建民革川康分会地下组织。1949年春，在成都西珠市街90号周从化家，正式成立了民革川康分会，以周从化、邱翥双、曹四勿三人组成常务委员会，确定工作重点，除了对国民党军政界上中层人士进行策反外，并积极筹建人民自卫军武装力量。同时，以周、邱、曹等人的社会影响，在四川军政界、文教界和政府机关职员中以及成都中央军校的教职员中发展了一些成员，分布在成都、新繁、彭县、灌县、彭山、眉山、金堂、荥经、内江、涪陵等县、地区，壮大了反蒋力量。他们还在成都市参议员中，策动反对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征兵征粮，扩大反革命武装的活动。
在筹组人民自卫军中，周从化任总司令。邱翥双任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曹四勿任政治委员。同时任命了12个纵队司令，预定于1949年6月15日，配合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川发动武装起义。6月初，周从化去重庆联络川东民革组织，商讨武装起义事宜。行前，民革川康常委认为此行危险极大，要他谨慎而行。周从化毫不畏惧，慨然赋诗，以抒壮志：
神州嗟浩劫，四族胜狼群(指蒋、宋、孔、陈四大家族)。
民生嚎饥寒，人权何处寻。
兴亡匹夫志，仗剑虎山行。
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
表达了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切齿痛恨，对被压迫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革命的坚定信念。
周从化到重庆后，与民革成员黎又霖交换川康地区组织武装起义的办法和意见。参加上海回川民联成员的秘密集会，并在会上提出了川西北发动武装起义，要求民联成员在川东地区响应的主张。会后，由杨杰直接领导的民联西南执行部，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通过周从化作了相应的军事部署：决定设立川东、川南、川北、川西、雅属、宁属、康属等区分会，委派杨其昌为川、黔、湘、鄂边区自卫总司令。以上部署除川东分会在涪陵地区策动该区保安队起义，配合解放军解放涪陵外，其余各分会终因聚集力量不易而落空。
周从化返回成都策划武装起义活动中，王陵基曾诱以官禄。他不为所动，严词拒绝。
策划武装起义，需要大量经费，周从化一再动用家中积蓄。每当妻子李含秋为日后生计耽心发愁，他总是耐心劝慰说：“国家没有前途，家庭又何能兴旺?”他女儿成绩很好，也因其父的“政治色彩”问题，竟不为当时的大学录取。尽管政治、经济压力交相袭来，但他毫不气馁，仍然一往直前。此时，国民党政府一彭姓要员再次劝说周从化“只要不反蒋，保证官升一级”。周从化面对诱惑，横眉冷对地说：“我不稀罕这些!”
组织武装起义，发展地下组织，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军统特务分子李君英混入民革内部，窃取了民革的政治军事活动机密。特务头子毛人凤于1949年8月19日采取行动，一举将黎又霖、周均时、王白与、杨其昌、周绍轩、王江源、江载黎等民革川东及重庆地区负责人一并逮捕。消息传来成都，民革川康分会常委会要周从化暂时避开，免遭毒手。时任成都警备司令的严啸虎，也以其军官传习所的同学之谊，为他通风报信，劝他躲开。但是，周从化临危不惧，坚守岗位。他说：“工作没有交待清楚，怎么能走!”8月20日午夜，军统特务在成都西珠市街将周从化逮捕。23日，专机押解重庆，囚于“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监狱。在狱中，周从化备受酷刑，但坚贞不屈。既不暴露身份，也不泄漏机密。特务分子对其用刑后强令他“反省悔过”，他正气凛然地怒斥敌人说：“如果青年人错了，老年人总不会错。如果老年人错了，青年人总不会错。”其意在青年、老年都没有错，错的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他多次用绝食的手段与反动派进行斗争。用筷子头在监狱的墙壁上刻下了“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光明不远”的豪迈誓言，表达了革命者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和对革命前途的胜利信心。
1949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扫江南，直逼渝州，全川解放迫在眉睫，国民政府撤离大陆，亡命台湾之际，国民党特务于11月27日夜，对关押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内的白公馆、渣滓洞监狱中的共产党员、爱国人士300余人，进行大屠杀。周从化在白公馆监狱附近的松林坡英勇殉难。
1950年，川西行政公署追认周从化为革命烈士，民政部颁发了烈士证书。
闵虚谷
闵虚谷(1896～1974)，原名闵圣怀，又名闵继昌，新都县城关镇(今桂湖镇)人。父闵玉堂，清末廪生。有田80亩，收租维生，本人设馆执教，授业学子。
闵虚谷幼随其父攻读。1917年，从师张凤池，选学古文，深受儒家中庸之道影响，赞赏处事平和，主张明哲保身。1921年，为了“求得崇高名位”，考入四川省公立国学专门学校。1924年毕业后留校住研究班1年。1926年春，由族弟闵则邹介绍到成都《西陲日报》任新闻编辑助理。后因一条新闻报道触怒军阀而被迫离开报社，返回新都。
1928年，闵虚谷执教于新都县立高级小学。1930年，投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刘文辉部，任《学友互助总社》秘书，专事办理函电，联络学友。深信结交愈广，能量越大。但时与愿违，事不随心。1933年春，四川军阀内战，刘部败走雅安县。闵虚谷耽于家事，返回新都，步乃父后尘，设馆授教于子侄亲友，后发展到30人。1936年，经新都县政府正式批准立业，取名“励志国学补习社”，开设国学、英语、数学等科，目的在于帮助青年升学和自修。闵虚谷担任国学课程，在新都城关颇具影响。1940年，在国民党新都县党部书记长戴克诚的引荐下，加入国民党。
1943年秋，应新都铭章中学第一任校长王章树之请，到铭中担任国文教员。1947年春，新都县民(社)、青(年)两党互争教育科长一席，相持不下，闵虚谷作为缓冲人物，出任县政府教育科长。在审定小教师资中，开罪县中学阀，被迫去职，仍返铭章中学教书。新都解放前夕，经曾祥福介绍，参加了“真天道”。
1950年初，闵虚谷对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政策，心存疑虑，一度弃教务农，下乡种地。后在形势发展的推动下，进入新都县和温江专区中小学教师集训班学习，思想认识逐渐转变、提高。结业后，返回铭章中学(后更名为新都中学)担任语文教员，直至1974年5月病逝。
闵虚谷执教30余年，颇算广识博闻，尤擅长讲授古典文学。1961年，他在公开示范讲授《屈原列传》时，“以屈原的热爱祖国，批判君恶的精神作为全文线索，而落足到屈原被任用，可以‘存君兴国’，屈原因谗而被疏逐，则楚将‘日削’以至于竟为秦所灭”。引导学生认识并吸取屈原热爱祖国的思想，爱憎分明的斗争精神，坚贞不渝的高尚情操。1964年，他在指导高中级任老师备课《过秦论》中，“强调文章的思想性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说：“这是文章的精华。”他讲解为：“秦统一六国时，人民帮着攻，而形势变了，秦不施仁政，人民就不帮秦攻了，秦之灭亡就是不施仁政的结果。”
闵虚谷认为：汉学与书法，即文和字是相通的。他不但通晓古典文学，还擅长书法。早年曾受业于四川书法名家颜楷，得其指拨。在求学与执教期中，潜心操练，技法日精。他的字，功底来源于魏碑，遍涉历代书家所长，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30年代初，即已崭露头角，饮誉新都。1932年，他为宝光寺书写了“作狮子吼”、“音听迦陵”的匾额，分别悬挂于“大雄宝殿”周围；为药行书写了“太极昌”、“有泉堂”的招牌，悬于新都街市。字迹严谨而不呆板，刚劲而不粗野，开朗而不散漫，洒落而不凋疏。他的行书字，写来潇洒自如，舒徐有致。在县中书界享有“闵体”之称，索者日众。解放后，他主要书写毛泽东和鲁迅诗词。先后应邀为成都军区、大邑“地主庄园展览馆”、新都县人民政府、宝光寺、桂湖等单位书写的条屏、匾联不下百副。至今留存下来的墨迹，在桂湖公园内有：
匾额：问津楼
楹联：风月无边，北望秦川八百里；江山如画，古称天府第一湖。
夫惟大雅名千古；所谓伊人水一方。
画舫远汀迷柳树；一池明月浸荷花。
翡翠闲居眠藕叶；冷露无声湿桂花。
闵虚谷不拘泥保守，成名伊始，即开始传授书艺。他要求学生极其严格，从楷书临摹碑贴入手，循序渐进，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聆受教益者近30人中，不少人如今犹在挥毫泼墨，增辉桑梓。
邹仲彝
邹仲彝(1899～1965)，名祖训，新都县龙虎乡人。解放后，历任新都县卫生工作者协会主任，新都县人民代表，新都县人民政府卫生科副科长，新都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56年，调任成都中医学院内科教研室主任。1958年10月，被选为成都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1959年，邹仲彝以其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成绩显著，荣获中央卫生部颁发的银质奖章和奖状，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邹氏5岁入乡塾读书。16岁时，经考试合格，任小学教师和校长。1917年，弃教从医，拜新都著名中医李元圃为师学习医术。他勤奋好学，尊师重道，医理大进，并应用于临床诊治，深得其师赞赏。1918～1926年间，在新都城关挂牌应诊。1927年初，经友人介绍任川军二十四军第五混成旅医官。同年末，返新都重操医业。邹氏医德高尚，医理精深，擅长中医温热病及杂病诊治，在新都中医界享有盛名。
1932年，医界同仁一致推选他任新都县防疫委员会医务副主任，为群众防病治病，做了有益的工作。1940年，任中央国医馆四川分馆新都支馆馆长。1947年与新都中医界知名人士一道发起组织“中医学术研究会”，被选为会长。同时担任中医师公会理事长。
邹仲彝是一位具有远见的中医界知名人士。当国民政府泡制《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企图毁弃祖国医学遗产时，他积极响应成都著名中医李斯炽等提出“联合同仁”才能“救亡图存”的主张，成立四川省中医学会新都分会，团结县内外中医药工作者，积极配合全国中医药界人士，为维护中医事业而奋争。
邹氏平生好学不倦，治学严谨，各家学说，必穷究其根源，决不徒慕虚名。他从事中医研究和临床诊治达50年之久。医理造诣精深，临床医术精湛。在发扬先师医学基础上，上穷《灵枢》、《素问》和《本草》，下穷历代先贤学说，博览经史典籍。对中医源流、经典，深有研究，“且能条分缕析”。尤精研张仲景辨证施治要旨，领悟奥秘，取其精髓。虽尊经重道，却师古而不泥古。临床注意自然气候和地理环境对人体疾病的影响，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辨证观点。对温热病的临床施治和病理研究，继承和发扬清代大师薛生白、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诸家学说。对风温、湿温、温疫等疾病的诊治，疗效显著，名噪乡邑。40年代初，著有《霍乱浅说》、《温热便读》、《麻诊概论》、《补虚辨惑论》、《太乙紫金锭释义》、《脑膜炎浅说》、《马脾风治验》等医学著述，在新都、成都出版问世。1958年以后，著有《医学源流论评议》、《金匮要略教学大纲》、《中医脉学》，以及《金匮要略义疏》(约20万字，未刊印)、《脏腑经络病转变的研究》等专著。另有遗著《小柴胡汤和桂枝汤的研究》、《五脏六腑寒热虚实的治法》等学术论文及医案数十篇。为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和卫生医疗工作，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1965年，因病逝世，享年66岁。
薛堂镛
薛堂镛(1901～1941)，字恒叔，新繁(今新都区)龙桥乡人。
薛堂镛出身耕读之家，5岁读书，学习勤奋。1920年，考入四川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攻机械制造专业。1926年毕业后出川到上海、武汉各大工厂考察，回川任成都机械学校教务主任。时川军旅长谢德堪慕其名，聘任为成都军械处技师。在任职中，工作刻苦，颇有建树。1929年，其父薛宗淦病故，子亦夭殁，恸而辞职返乡。1930年，入成都光明实业有限公司(即光明电气公司)任工程师。其间，著有《机械制作法》一书以授学子。1934年，赴隆昌组建石燕煤矿公司，率先采用机械吸尽煤洞中积水，改善了矿工劳动条件，增加了煤炭产量，为自贡盐业生产提供了丰富的优质燃料。
1936年秋，应邀到重庆担任官商合办的重庆市公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当时的重庆公共汽车公司，于半年前歇业呈瘫痪状态。全部资产仅有旧车5辆，且负债累累，濒于破产境地。薛堂镛面对困难，采取健全组织，加强核算，增辟运行线路，使之逐步恢复和发展。继后又筹集资金，赴法国购回脑兰牌柴油车28辆投入营运。终于使陷入绝境的重庆市公共汽车公司起死回生，发展壮大。经过两年坚持不懈的努力，1938年，公司已拥有汽车50辆，职工300多人，为山城公共交通事业，作出了贡献。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段时期，正是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陪都重庆面临敌机日夜轰炸的威胁，社会动荡不安。薛堂镛呕心沥血，坚守岗位，发展生产，服务市民，同时对公司内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抗日活动，给予暗中支持。从搞好实业的角度，支援和投入了民族革命战争。
1940年，重庆市政府加入官股，改组公司，薛堂镛改任总工程师。股本扩充为300万元，添购卡车16辆加入行驶，增开两条线路，艰苦营运。后因物价波动、燃料价格上涨，敌机轰炸，兵痞骚扰，公司营业收入锐减，损失奇重，再次陷入风雨飘摇之中。是年底，薛堂镛辞去总工程师职务，怀着为桑梓效劳的一腔热望，回蓉筹办成都市公共汽车公司。殊积劳成疾，沉疴不起，于1941年1月12日在成都病逝，终年41岁。
重庆公共汽车公司同仁，惊闻噩耗，痛惜殊深，驰电哀挽寄悼：
视富贵，若浮云，一生更无名利念；以事业，为己任，六年身荷化谋劳。
有《金工工艺制作法》4册及《机械工程讲述》传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