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伯和
叶伯和，原名式倡，后更名为式昌、式和，字伯和。金牛区金牛乡雍家渡人。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7月24日。幼颖慧，3岁时，母亲便教他背诵诗文，5岁随父亲学习经史，13岁应童子试，名列榜首，被誉为“神童”。中秀才后，考入四川省城学堂(现四川大学)。16岁与廖士琼结婚。次年，随父偕二弟仲甫东渡日本。初，就读于日本东京政法大学预科；翌年，因酷爱音乐，转学东京音乐学院，习西洋音乐。在该院，与近代音乐家、作曲家萧友梅、李叔訚相友善，并受他们的影响，加入了中国革命同盟会，从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活动，时年19岁。
叶伯和喜爱文学，擅长诗歌。初期写旧体诗，到日本后，涉猎西方诗作，深受爱伦堡、歌德、泰戈尔的影响，转而从事新诗创作，开我国白话诗的先河(其时在胡适之提倡写白话诗之前)。
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后，叶伯和应四川省大汉军政府之请，参加四川军政府并主持财务工作。军政府首要曾以8万元“军券”赠他，而他生性耿介，非义之财不取，着仆人将全部“军券”送还大汉军政府。民国1年(1912年)，四川省大汉军政府与重庆军政府合并，叶伯和无意从政，辞去军政府职务。
民国3年，叶伯和出资在成都市祠堂街关帝庙内创办培训京剧青年演员的“科社”，并设“剧部”供学员公开演出。因参加培训的学员的名字均有一“和”字，故民间习称该“科社”为“和字班”。当时，成都社会风气很闭塞，妇女极少参加社会活动，不容许入剧场观看演出。叶伯和素来主张男女平等，曾呈请当局开禁，允许妇女自由购票进入剧场观看演出。“剧场”公开演出时他率先允许妇女购票入场，从此，成都妇女获得了购票入场观看演出的自由权利。
民国4年，叶伯和应四川省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聘请，担任该院音乐科主任，从此，开始音乐教学生涯。是他第一个将西方音乐、乐器、乐理以及五线谱引入四川，并通过他的学生传布于祖国大西南。历时8年写成《中国音乐史》，其上卷于民国11年10月由成都昌福公司出版发行，上海《益世报》于同年11月至民国12年1月全文连载，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该书下卷于民国18年由《新四川日报副刊》发表。他的学生陶亮生誉他为“新音乐在四川以至西南的启蒙者与奠基人。”他在高师任教的同时兼任成都县中、成都女子师范学校、益州女子学堂、高师附中、岷江大学等校的音乐课，并为以上各校谱写了校歌。
民国11年11月，在高师校长吴玉章的支持下，叶伯和与陈虞裳等创立了四川第一个文学研究团体——草堂文学研究会，主编会刊《草堂》，一年出刊4期，发表了大量反映民间疾苦的诗文。民国13年，高师校长吴玉章去职他就，叶伯和也辞去高师教职，应成都市通俗教育馆馆长卢作孚邀请，担任该馆音乐部主任，积极从事音乐普及工作。民国16年，他联合在蓉的音乐界知名人士和古琴演奏家喻绍泽兄弟，举办纪念世界音乐大师贝多芬逝世百年音乐会，给成都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叶伯和关心人民疾苦，民国12年成都平原遭受罕见水灾，他及时组织乐社开展义演活动，将所得收入全部捐赠灾民。他热爱祖国，关心祖国命运，民国27年组织乐社演出为“献机”运动筹集购买飞机的资金。他对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寄予很大的希望。他说：“我看未来的希望在共产党，……我说中国不会亡，有共产党顶着。”民国29年，他大力支持孙效实去革命圣地延安参加抗日。
民国28年，叶伯和随家人由市区迁回雍家渡乡下故居，时逢成都县立女子中学疏散到该地，他的妻子与长女都在该校执教，他常到校协助她们指导学生的课外音乐活动，深受全校师生的欢迎。
民国29年，与他感情甚笃的妻子廖氏病故，给他精神上造成巨大伤痛。民国34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腐败日甚，他精神上极为痛苦，无力解脱，遂于当年11月6日投井自尽，时年57岁。
陈玉山
陈玉山，生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祖籍华阳县玉皇观三口塘(现属双流县)，世代以培植盆景为业，他是陈氏第四代传人。光绪八年，其父陈洪顺迁往成都，定居梅家坝(今金牛区营门口乡前进村第十组)，清代末年被推选为花邦协董(相当于民国时期同业公会的副董事)。陈玉山少年时期就读于私塾，14岁辍学，随父学习培植花草，蟠扎盆景。两年后，便能独立制作盆景，甚得父亲赞赏。在征得其父同意后，他又拜师于当时颇有名气精于蟠扎树桩盆景的花农窦禹朋学艺。仅从师4个月，便学得窦氏技艺的精髓。这时他所制作的盆景大多气势雄伟，浑若天然，已获“立马望荆州”之誉。次年春，他在青羊宫花会场设点出售花卉盆景。他制作的大滚枝形圆锥盆景，造型别致，艺术价值高，引来众多游人观赏。时总督府一随员欲购置一对盆景，见仅一盆，深为惋惜。陈玉山许次日为他送两盆成交。第二天，该随员果得两盆，惊叹陈玉山技艺非凡。花会结束后，他应聘入总督府管理花木，制作盆景。清政府被推翻后，陈玉山返家重操旧业。
民国21年(1932年)，陈玉山应重庆化龙桥民用建筑工程师刘某之聘，赴重庆在刘家做花工近十年。其间，常与刘探讨如何使盆景制作与民用建筑配套，相映成趣，并终于找出盆景与园林建设配套的路子。民国31年，陈玉山返回成都，在少城公园(现人民公园)做花工。时值抗日战争时期，全国知名国画家的佳作常在该公园展出。陈玉山惊叹画家们能于尺素之上绘出祖国壮丽山河，并从中受到启发，自觉将自然界山川之美纳入方寸盆景之中，赋予盆景以新的意蕴，逐步形成岭南派盆景的独特艺术风格，开拓出自然类桩头的新途径。
成都解放后，陈玉山到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创作了不少有价值的盆景。1960年他送部分作品到北京展出，颇得国内外行家的好评。1968年陈玉山退休回乡后，毫无保留地将全部技术传给了儿子和徒弟。1977年因病去世，享年86岁。
陈玉山之子陈思甫继承父业，在盆景艺术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88年被授予“全国盆景艺术大师”称号，并被选为全国、省、市、区盆景艺术家协会理事和常任理事。
罗南辉
罗南辉，又名罗曼、罗敏，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口乡人，生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家中世代以租种土地为生。少年时期在青羊宫街上一家水烟店刨烟。18岁时因水烟滞销而失业。民国9年(1920年)秋，川军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在成都招募新兵，罗南辉毅然入伍当兵。该旅旅长邝继勋系中国共产党党员，旅党委(当时处于地下状态)为准备武装起义在士兵中建立士兵委员会，广泛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罗南辉积极参加士兵委员会的各种活动，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6年3月，中共彭县县委因该县团阀杨监于在驻防期中横征暴敛，苛虐百姓，决定动员各阶层人士开展驱杨斗争。旅党委同意彭县县委驱杨计划，派罗南辉率一营兵力前往支援。谈判桌上，杨监于态度横蛮，罗南辉被迫动用武力。一场激战，杨败走。群众无不称快。
民国18年6月，旅党委奉中共四川省委指示，在遂宁、蓬溪两县边境大石桥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罗南辉被任命为营长。他率部进军蓬溪、南部，顺利攻克两县县城，并在上述两县建立苏维埃政权。7月下旬，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在进军达县途中，遭川军刘存厚、王陵基等部围追堵截，因众寡悬殊，起义失败。其后罗南辉受中共四川省委派遣，到驻扎在广汉的川军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搞兵运工作。民国19年10月25日夜，该旅所属两个团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一路军，罗南辉任警卫大队长。进军绵竹时，受到川军田颂尧、邓锡侯部截击，加之叛徒与反动军官勾结从内部捣乱，起义又告失败。
民国19年底，罗南辉返回成都，在省委负责锄奸工作。次年春，调万县中共川东特委工作。刚到万县，因叛徒告密，与同行人一道被捕，囚于重庆反省院。关押期间，敌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罗南辉守口如瓶，不为所动，最后因查无实据，被释出狱。民国21年，罗南辉调任南充中心县委军委书记。同年10月25日，该县升钟地区的革命联系人2000多人在党的领导下，利用反动团总何义普娶媳妇大宴宾客、当地反动头目赴宴而防守松懈的时机，举行起义，攻下区公所，解除了何义普的武装，将罪大恶极的豪绅地主就地正法，震动了整个川北地区。田颂尧急忙调兵遣将，对起义群众进行反扑。起义失利后，部分人员隐蔽民间；部分人员突围向通江方向转移，与红军四方面军会合，成为红军骨干。中共四川省委派罗南辉到川军二十九军任地下党兵委书记。民国22年春，刘湘率川军围剿川陕边革命根据地。罗南辉率一连士兵起义，参加红军。初隶属于川东游击军。10月，川东游击军在万源正式命名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罗南辉任副军长。
民国22年底，刘湘纠结川军组成第六路军进攻川陕边革命根据地。红三十三军担任侧翼阻击任务，罗南辉任前敌总指挥。他身先士卒，连续击退敌人的轮番进攻。敌总指挥刘存厚为挽回败局，发起最后一次强攻。罗南辉率红九十二、九十八两个师正面迎敌，歼敌4个团，生俘敌军近两千人；旋即率红三十三军两个团，全歼盘踞在根据地内、号称“神兵”的地主武装力量6000余人。
民国24年3月，红四方面军奉命转移，罗南辉任红三十三军代理军长。率部负责后卫，保证全军安全撤离。6月，红一、四两方面军在懋功(今小金县)会师后，一、四方面军改编为左、右路军，红三十三军并入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罗南辉任副军长。9月，张国焘公开违抗中央北进甘肃的决定，命令原红四方面军各部向川康边退却。罗南辉率部与四川军阀转战于绥靖(今金川县)、丹巴、崇化一带，保卫了红四方面军后方的安全，直至民国25年7月与红二、六兵团会合于甘孜。甘孜会师后，接受中央指示挥师北上甘肃，罗南辉仍率部担任后卫。在甘肃定西县境，遇国民党第三军王炳南部、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及部分西北军的跟踪追击。总指挥徐向前命令罗南辉部设防定西县华家岭阻击来敌。10月22日晨，敌王钧部分4路进入红军阵地，罗南辉沉着应战，全歼敌军先头部队。敌军重新组合力量，并派飞机助阵。罗南辉亲临前沿阵地指挥，连续多次打退敌军反扑。在战斗最艰苦的时候，他跃出战壕，亲自率战士冲锋陷阵。敌人的一发炮弹和一枚炸弹同时在他身旁炸裂，不幸英勇牺牲，年仅28岁。
总指挥徐向前在烈士遗体前，流泪哀悼说：“南辉同志是红军中的一位优秀指挥员，他的牺牲是我军的一大损失。南辉同志为党献身的精神比华家岭还高，南辉同志英名将与华家岭共存!”
史德端
史德端，成都人，生于民国19年(1930年)10月27日。父亲史于庸系川军某部营长，民国26年随军开赴湖南前线抗日。史德端母子原住文胜街，为防日机空袭，民国27年全家疏散至洞子口乡泉水村杨家院子定居。同年，其父病故于湖南长沙。此后，史德端母子生活清苦，靠母亲帮人织毛衣、挑花、刺绣维持生活。
史德端6岁入学。疏散下乡后，转入太平乡中心小学(今洞子口地区中心小学)，学习成绩优异。读小学时，便积极参加抗日街头宣传活动。民国31年秋，考入设在灌县蒲阳镇的空军幼年学校。在校5年多，他阅读了包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内的大量革命书籍，并多次给上海、重庆的进步报刊投稿揭露社会黑暗，从而引起特务的注意。民国37年5月，因与被国民政府通缉的进步经济学家沈志远通信而罹祸。初被关押于学校特务连禁闭室，后转送成都空军司令部拘禁，两个月后押赴重庆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史德端备受各种刑罚的折磨，老虎凳使他的右膝膑骨碎裂。敌人终未使他屈服，只好将他投入渣滓洞监狱，其时他还未满18岁。他在狱中写下了不少革命诗歌，其中《我爱唱〈囚歌〉》一诗在狱中广泛传涌，由此被狱友亲昵地称为“我们的小诗人”。民国37年11月，“狱窗诗社”秘密成立，史德端是诗社骨干。他创作的《天亮了》经难友古承铄谱曲，深受大家的喜爱。民国38年3月蒋介石下野后，狱方准备开释史德端。释放前搜查时，特务从他身上搜出《天亮了》一诗的底稿，见诗中有“我们要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等诗句，暴怒地抡起扁担将他一阵乱打，并重新押回牢房。他笑对狱友说：“坐牢有什么稀罕!我知道天亮之前，我们还会遇到更野蛮的遭遇，敌人是不会放松我们的!”又说：“我爱真理，我要用生命维护真理!”
民国38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史德端被敌人枪杀于狱中，当时刚满19周岁。
周子宾
周子宾，名应鸿，回族，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5月2日。原籍四川彭县，后定居于金牛乡土桥场。父周国安是牛羊屠宰工人，母马氏，生四男一女，周子宾居长。少年时期，因家庭生计困难，被送入彭县清真西寺学习阿拉伯文，攻读伊斯兰教经典。后徒步去云南、上海等地游学。光绪二十六年完成学业，在上海“穿衣”。
辛亥革命前，周子宾结伴去圣地麦加朝圣，参加朝觐大典，旋即转道东南亚参观学习。在国外，他受到先进思想的影响，毅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清宣统二年(1910年)，经成都回民蔡大愚介绍，参加中国同盟会。入会后在东南亚地区以经商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并学会了英、德、日三国语言。
辛亥革命成功后，周子宾放弃从政机会，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民国9年(1920年)与上海著名伊斯兰经典学者哈德成阿訇一道经东南亚，第二次去麦加朝觐，然后去埃及、土耳其等国进行伊斯兰文化和商业活动的考察，历时4年后，由新加坡回到上海。民国16年，周子宾将其所办货物交由大川轮船公司托运回川，轮船在三峡触礁沉没，造成巨大损失。返回成都后，周定居于金牛乡土桥场。民国18年，与沙敬之、曾孟宪、吴淑君等人集资万元，创办中外大药房，并在西御街、东大街、祠堂街开设分号。后因官僚资本的垄断，药房濒于破产。继于西御街独资开设糖果店。同时与余泽州共同创办“爱伯书局”，除出售汉译阿、英经文专著及阿拉伯原版《可兰经》《圣训》等经典著作外，还培训伊斯兰教青年教职人员。他自编教材《中阿字汇》供学生学习。周第二次从麦加归来后，成都回民邀请他在皇城主讲教义，听众无不信服。他很少在公开场合宣传自己的主张，而着意培养后学。先后在重庆、万县、土桥等地创办清真学堂，培养了众多青年教职人员。他清净自守，凡应邀参加主持婚丧礼仪，都拒收“海贴”，主家无可奈何，只好作为“你提”(意为捐献、奉献)交给清真寺。
民国26年，国民党在土桥地区建立区分部，成都县党部委任周子宾为成都县第八区分部书记。他虽多次推卸，未获许可。他在任职期间，兴办了群众阅报室，并广泛接触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后县党部借口拒付经费。他毅然自己出钱订购报章杂志供群众阅读。
周子宾定居土桥后，教亲们推举他为土桥清真上寺乡老，主管该寺的财务工作。他精打细算，开源节流，一改过去入不敷出、财务混乱的情况。抗日战争初期，他为清真寺购买土桥北街街房8间，新建街房8间。民国27年，他将土桥清真上寺的房舍供给疏散下乡的成都市清真女子小学做校舍，该校开始招收男生，方便了本地回民子弟上学。
民国35年底，周子宾应彭县清真西寺的邀请，赴该寺主持教务工作。在此期间，他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多有抨击，民国38年初，被彭县县政府逮捕入狱。当年6月经亲友多方营救，保释出狱。他在狱中染下胃病，出狱后返回土桥居家疗养。终因胃癌不治，于1950年7月28日病逝，终年70岁。
杨道成
杨道成，金牛区金牛乡人。生于民国3年(1914年)。9岁入成都县第三小学(现金牛乡地区中心学校)学习。自幼酷爱绘画。他心灵手巧，无论绘画，扎风筝，扎兔儿灯，一学便会。12岁时，其父经营的小酒店倒闭，从此辍学，与其兄拉车挣钱度日。闲时，仍忘不了摆弄纸扎工艺。后经人介绍，拜成都市纱帽街“德森长”号彩箱纸扎店老板韦玉成为师，学习纸扎工艺。韦有学徒3人，杨道成的年纪最上，但他聪明伶俐，师傅常令其独立操作，教以学艺之道，后来，赠以自己多年积存的画稿。从此，他倍加努力学习纸扎工艺。
杨道成常于工余时间外出观看同行所制彩灯，从中吸取有益经验。他善集各家之长，所制彩灯构思独特，造型美观，做工精细。民国23年临近“双十节”(1949年以前中华民国的国庆节)，驻防川军派人到“德森长”号，迫令韦师为该部扎彩灯，韦师外出未归，便将杨道成师兄弟3人押往少城公园，限期扎出“福寿桃”、“金瓜”、“蛾蛾”等灯，否则抓进军营当兵。3人如期完成各式新灯，幸免于祸。后来，杨道成回到土桥自己开业，经营纸货铺兼卖对联。时乡自卫队长陈绍舟横行乡里，见杨道成所售对联质地很好，借口身边无钱，次日付款，将对联拿上便走。第二天他去陈家讨债，陈将手枪向桌上一掷，厉声说：“这就是钱，要不要，老子送你一颗!”他只好忍气吞声离去。不久关门停业，以推车、挑担养家，但仍时时眷恋纸扎工艺。
解放后，杨道成得以回归本行。1956年创办成都纸扎工艺社。1959年9月，首都准备隆重庆祝国庆十周年，北京市文化局组织纸扎艺人扎塑彩龙，朱德委员长看后，觉得不及四川龙灯威武雄壮。于是北京市文化局派人到成都，请杨道成等赴京赶制。杨道成等到北京后，立即将图纸交文化局审批，主管人员见四川龙灯果然不同凡响，很快交付制作。29日，完成彩龙9条，展出后，轰动了首都。10月，北京市文化局和工艺美术社联合举办为期半月的纸扎工艺学习班，请杨道成等讲课。他所讲课程，给首都同行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北京工艺美术社的刘世福、刘世厚再三要求拜他为师，学习班为此专门举行了拜师会。
1960年，杨道成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63年，被选为全国手工业合作社候补委员，并再次去北京。在京期间，在中南海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毅等人的亲切接见。1964年由他主持设计、制作的高二丈余、横一丈多的“大花篮”与“凤穿牡丹”在第三届成都灯会上展出，观赏者无不叫绝。1979年，他因脑溢血导致半身瘫痪。卧病期间，他仍认真总结纸扎工艺经验，写成《古装人物艺术造型参考》《传统面具脸谱》《四川花灯》《四川龙灯》《软硬帽头》《古典鞋靴》等著作，给后学者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1988年11月15日，杨道成因患食道癌不治逝世，终年7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