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德的诞生
公元1452年，即明景泰三年，当时的朝廷将原南海县的东涌、马宁、西淋、鼎安四都三十七堡分划出来，加上新会的白藤等地，设置了一个顺德县。县治设于太艮，后改名大良。立县至现在，已经五百五十多年了。当时统治者为什么要划出这么一个顺德县？自有其政治、社会背景。
明代中叶，朱氏皇朝政治腐败，宦官专权，外患频仍，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阶级矛盾激化，各地农民起义不绝。当时南海冲鹤堡雇农黄萧养，率众首倡反抗剥削和压迫，有勇有谋，致被诬为贼，被官兵逮捕系狱逾年。明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9月，黄萧养密约同囚十九人破狱而出，聚众至一万人起义，到处击败官军，攻城掠地，声势浩大。一年后，起义武装发展到十多万人，水陆两路围攻广州城。用计俘获官军都指挥王清，击毙广西安阳伯。龟缩在广州城内的大官，“三司登城望之，刃矢森然，相顾涕泣，”皇朝震动。其时黄萧养号称东阳王，以五羊驿为行宫，围广州城近一年。至明景泰元年，朝廷派出一批官将，调集两广、江西三省兵力，水陆并进。四月，黄萧养的兵船千余艘，在市郊与官军大战。黄萧养身先士卒，所向披靡。后来黄在白鹅潭不幸中箭落水牺牲，群龙无首失去指挥，以致败散。于是统治者在惊魂稍定之后，于景泰三年建立一个新县，名为“顺德”，意即“顺天之德”，要群众永作顺民，不再造反。顺德县就是农民同封建政权斗争的产物。
建县后由于水、旱、虫、风等灾害连绵，民不聊生，三角洲各县人民反抗不止。从黄萧养1449年大规模武装起义以来，经二百多年，顺德人民的起义从没有停息过，就在黄萧养的家乡冲鹤华中地区，到十七世纪中叶，就有以吴亚九、潘廷赞为首的一些贫苦农民，借庆祝元宵闹龙灯的时机，武装反抗，破县城，劫官库，散赈贫民，斗争持续了一年多。
民国时期两次特大水灾
民国时期，顺德水灾频繁，1912年至1949年的三十八年间，水灾竟达三十六次，其中以1915年、1947年的两次特大水灾最惨重。
1915年特大水灾
1915年的特大水灾，史称乙卯水灾，为顺德近百年之空前劫难。是年岁次乙卯，洪水自7月4日起，至8月20日，延绵月余，堤围溃决数以百计，房屋大量倒塌，受灾耕地六十万亩，灾民无数，溺毙人口数以千计，财产损失超过一千万元。
该年6月底，西江上游连日大雨，西水日涨。7月4日，洪峰渐至。9、10日南顺桑园围内东西基段水多漫顶，龙江、甘竹以及南海县河清、先登、海州围脚擘裂，基身倾陷，接而东、北、西江所有堤围陆续崩溃。11日，三水县大路围、坡子围角决堤，水势建瓴而下，南海吉赞、横基、云津三乡基段数处同时崩决。随后，顺德县除桂洲围和锦鲤南围外，东西、白驹、巩安、福安、阜康、联丰、下江北、上江北、林家、复兴、盘石、南安、上下、大生、和益、蟠龙、现龙、同乐、凤安、保安、义和、华南、大沙、龙家、下逆龙、北胜、和合、忠义、合安、南沙等主围，以及陈镇、都粘、伦教、大良、马冈、容奇各小围先后崩溃，围内外鱼塘、桑基、禾田尽被淹没。当时的水位高度，大良水淹门楣，平地水深约三、四尺。又据现残留龙江沙田西华社民居水痕约为两米左右。温肃在日记中也载：“洪水封没门楣”。
洪水来势凶猛，造成损失惨重，据1915年7月15日《广东公布》载：“龙江镇内各围或崩陷、或过面，抢救莫及，一时桑基鱼塘尽行淹没，暂计损失百万有奇，居民流离转徒，躲避高冈，喊志震地，凄凉满目，惨状莫名，较之去年相仿佛”。又据查，沙滘受灾达六万七千亩，塌屋二百余间；北滘受浸六万亩；勒流淹没六万余亩，大晚至众涌路段，毁屋百余间。县内耕牛家畜大量死亡，早稻颗粒无收，四至六造桑村诸东流，塘鱼走失殆尽，家具杂物到处漂流，灾民呼救、哭喊声混成一片。又该年7月19日《广东公布》载：“（顺德）居民溺毙、屋舍倒塌不计其数，饥民扶老携幼，露宿基围之上，种种惨状，难以形容”。农历六月十一（即新历7月22日）香港《华字日报》刊载的《大明轮船往顺德散赈之报告》曰：“沿途各村所见之种种惨状不一而足，有用床板挂在树上居住者；有在屋面居住者；有将棺木挂在树上者……但见饥民待食之情形尤为惨剧……”。又据7月20日至8月13日《广东公布》载，电文吁请省巡按使公署紧急赈恤的有：龙江镇团局张云翼、里海乡局董谭麟书、顺德善（慈善）董何厚澄、县围（堤围）董梁炷坤、桃村西洲乡民黎德安，以及顺德商会、均安局、羊额等六乡。灾情如此惨重，当局却漠不关心。如《华字日报》披露：“顺德水藤玉带围函：敝围鸣金告警，转赴邻乡求援，乃竟有本乡局绅，置若弗闻，尽将公款中饱，贿使鸣金各人，嘱勿赴邻乡，以免人多到助而多耗费用。”因而激起民变，导致“是晚几至拆局”。
当时，各村绅耆到县城要求谒见县长，筹商救灾办法，讵料县长竟已借口公干往省，以至无从会商。是时稻谷受灾失收，米商乘机抬价居奇，饥民无从觅食，当局虽有施粥送饼，发放赈米；旅居美国旧金山正埠中华会馆及三邑（南、番、顺）总会等地爱国侨胞社团亦沿户劝捐及演戏筹赈，但毕竟杯水车薪，故饿毙者仍不计其数。
1947年特大水灾
1947年之水灾，乃乙卯以来灾情最重的一次。
是年入夏以来，淫雨连绵。5月下旬，西、北江水暴涨。6月上旬，西水骤至，潦涨较常年早一个月，水位也高出一两尺，县内水闸、堤基不断出现卸裂等险情。6月18日，岳良乡的盘石基围崩决数十丈，勒流北胜、南保围也告崩泻。6月20日，先是南海县良保围崩陷，随后县内水藤段内迳口大闸、大基荒、三界庙、犁湖等相继崩塌。是时，岳良、平桂、沙良、鹭堡、登绀诸乡，以及桂洲、勒流、南顺桑园围、顺德同乡会等的“特急快邮代电”纷至省府报告灾情，请求调拨椿杉、麻包等抢救器材，并吁请赈济灾民。
这次水灾，除南顺桑园围外，其余巩安、阜康、联丰、下江北、上江北、林家、盘石、南安、上下、龙家、下逆龙、和合等主要堤围，以及容奇各小围全部崩溃，人民生命财产遭到巨大损失。当时的《广东省水灾紧急救济委员会会刊》曾载文报道：桂洲里村、外村乡“财产荡然，无家可归的约占百余户”；陈村镇“水势汹狂，牲畜家具未及顾全，任随流水漂流而去，而农人只身逃难，一无他物，夜宿狮子山之巅，日唯望施赈以餐，生活无着，厥状至惨”；登云乡“灾民嗷嗷待哺者三千七百多人”；龙江镇“受灾人数三千五百人”；岳良乡“受灾人数五千七百一十人”；众南乡“受灾人数四千六百三十五人”；大良镇“一切农本尽付东流，街内如八闸、莘村等处向称高原，亦水深没膝，日夜不退，隔岗、新路则水与胸齐，非用小艇不能来往，人民荡析离居，嗷嗷待哺，灾情之惨，为三十年来所仅见”。据6月26日县水灾紧急救济委员会向省报称：“县属四十五乡镇，报灾达四十单位，被浸农田四十万亩，大小基围崩溃七十余起，待救灾民数万。”
当年，省府曾派员黄水光对顺德县属十四乡进行调查，撰写了《顺德县贷种区域水灾调查报告》，证实灾情极其严重。当年8月1日顺德县长朱浩怀向省呈报的《快邮代电》称：“受灾耕地四十六万亩，损失国币四千一百八十亿元，其中桑基九万亩，损失七百五十亿元；塘鱼六万亩，损失七百五十亿元；甘蔗十五万亩，损失一千三百五十亿元；禾田、杂粮等作物十六万亩，损失一千二百八十亿元；家畜三千八百六十二头，损失五十亿元。”而“人口、基围、房屋、窦闸、交通工具等项破坏损失，尚未述及。”当年广东省水灾紧急救济委员会的统计则谓顺德共有人口四十万零七千七百零四人，受灾人口达三十四万四千人。
灾后，蚕室因曾受浸而湿度升高，无法育蚕，而蚕茧生产的停顿，又导致缫丝业全部停工，纱绸织造业与薯茛晒地不能生产；甘蔗方面，不论新植与旧头均被毁；水稻正值花灌浆，故淹浸后收成仅得30%。……总之，损失不计其数。
顺德抗日游击队成立
1938年10月26日，日军第一次攻占顺德县城大良镇，11月5日撤出。1939年3月12日，日军第二次占领大良。接着，日军不断对顺德县各地进行“扫荡”，以巩固其占领区。此时，国民党顺德县党部和县政府迁至顺德县八区古朗乡。第四战区属下的第一游击区第二支队游击司令部在顺德部分地区活动。1939年4月，在顺德、中山县部分地区活动的第一游击区地方部队，编为第四战区挺进第三纵队，司令袁带，副司令屈仁则、林小亚。这些国民党地方部队惧怕日军，消极避战，积极扩充自己的实力。在顺德县的游击区和国统区，多为地方实力派所控制。陈村有欧驹、欧荣部，勒流有廖忠部，勒竹有关应部，林头有梁桐部，霞石有梁祐胜部，大洲有周锡部，荔村有苏妹部，二龙有梁德明、梁雨泉部，龙涌有钟添部，碧江有苏舜臣部，小涌、莘村有曾岳部，等等。这些地方势力各霸一方。在他们所控制的地区，乡乡有武装，村村有碉堡，处处有关卡。当地群众时常受到骚扰，生活困难，流离失所。
当1938年10月下旬，南海、顺德县大部分地区沦陷时，中共南顺工委与广东省委失去了联系，不知道工委已划归东南特委领导。工委书记范志远和大部分委员带领70多人（内有部分党员）从南海县撤退到开平县，与驻开平赤坎的西南特委（1939年1月改称中区特委）取得联系，暂留在开平县。工委委员林锵云、黄云耀副食部分党员，在顺德县敌后的龙眼、众涌等几个村庄坚持斗争。11月中旬，林锵云带领10多名党员，发动龙眼、西海抗日同志会的骨干，在西海、路尾围、大洲等地着手筹建抗日武装。12月，林锵云通过顺德县均安与新会县荷塘地下党员之间的关系，也到赤坎找到了西南特委。由于这时南顺工委未与东南特委接上关系，暂由西南特委领导（至1939年4月转归东南特委）。西南特委书记罗范群在赤坎召集南顺工委成员开会，研究部署工委当前工作，要求迅速健全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坚定敌后抗战信心，积极设法建立抗日武装。会后，范志远和部分党员返回南海，林锵云返回顺德，积极设法建立抗日游击队。
林锵云、黄云耀经过在顺德县西海、路尾围、龙眼、众涌等地秘密活动。动员了10多名青年党员和农民，于1939年2月19日在大良蓬莱小学成立了顺德抗日游击队。队部设在蓬莱小学。游击队通过蓬莱小学校长陈椒蕃的关系，取得了第四战区直属广东第一游击区第二支队游击司令部特务中队番号，并向游击司令部领取经费。该队中队长对外以小学教师罗永坚挂名，实际由南顺工委领导，总负责人林锵云。不久，范志远在理教动员了10多名青年，分3批加入顺德抗日游击队，队伍发展到30余人（内有7名女队员）。在南海县活动的共产党员招富，给部队送来了5支长短枪。为加强党对顺德抗日游击队的领导，2月下旬，广东省委将延安派来的党员干部邓桂林分配到顺德县，任南顺工委军事负责人、顺德抗日游击队副中队长，中区特委、东南特委分别派党员干部何干成、方群英、孙正川到该队工作，何干成任政治指导员。
1939年3月12日，日军第二次攻占大良后，顺德抗日游击队从大良转移到龙眼、众涌一带。第四战区直属挺进第三纵队副司令林小亚停止了对该队的供给。不久，该队自动取消特务中队番号，给养自筹。后因队内生活十分困难，只好安排部分队员暂时离队，留下18人继续坚持活动。为解决队内给养，黄云耀、陈椒番多方活动，奔走于港澳同胞和大良爱国人士之间，募捐筹款。黄云耀去澳门筹款时，得到其同学、爱国人士姚集礼的支持，捐献银元1000元、手枪2支，使部队的给养得到暂时解决。
1939年3月，东南特委在香港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张文彬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讨论《论新阶段》的精神和廖承志的指示。3月间，黄云耀、林锵云先后到香港，与东南特委接上组织关系。4月间，黄陪同杨康华到顺德，接收南顺工委的组织关系。南顺工委在顺德县独州（今称禄州）原“三三农场”召开扩大会议，杨康华传达六中全会精神和省委、特委的指示及张文彬、廖承志的讲话。会议结合南海、顺德县的实际，郑重讨论研究如何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等问题。会上讨论和批评了当前存在的一些错误观点，如敌强我弱，不能搞武装斗争；主张把游击队合并到国民党地主团队等等。最后与会人员统一了认识，一致认为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搞武装建设，坚持开展敌后游击战，打击敌人，保卫群众，并积极设法解决给养。会议作出决定：在适当时机，经过周密布置，可以先在大良等地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打击敌伪，扩大政治影响。南顺工委扩大会议决定的斗争方针和措施，关系到此后顺德抗日游击队的发展，是一次重要的会议。
西海大捷
1940年11月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进驻顺德西海，积极经营，巩固防务，使西海成为中共领导的珠江三角洲抗日部队的重要基地。由于敌强我弱，敌人频频来袭，广游二支队在西海有进有退，斗争十分艰苦。
1941年，敌人从7月中旬开始大举戟西海，伪军第二十师四十旅调集2000多人进驻西海外围的三善、紫坭、龙湾、碧江、韦涌等地，对西海形成包围的态势。
10月5日（中秋节）伪军以1个营的兵力，对西海进行试探性进攻。事前，广游二支队已获得情报。但当时西海一些上层人士对伪军抱有幻想，不主张打；群众也有很大顾虑，担心打不赢反遭伪军烧杀报复。中共南（海）番（禺）中（山）顺（德）中心县委和广游二支队司令部为照顾群众情绪，只好将部队暂时撤到蔗林里隐蔽，派人通知群众疏散。伪军窜进西海后，逐家逐户搜索掳掠，无所不为。伪军撤走后，群众回到家里，无不义愤填膺，后悔不该不打，乃纷纷向广游二支队表示，如果敌人再来进犯，一定要坚决还击。
过不多久，广游二支队司令部获得伪军将大规模进攻西海的情报。林锵云、谢立全、刘向东迅即召开小队长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会议对敌人进攻西海的部署，作了初步判断，认为可能分三路向西海发动进攻。会议决定将保卫西海的战斗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当伪军发起进攻时，以伏击战、袭击战等迟滞和消耗敌人，挫其锐气；第二步，当伪军消耗到一定程度后，即集中兵力歼其一路，伤其元气；第三步，在歼灭伪军一路之后，即对其实施全面反击，将其击溃。当时广游二支队驻西海及其附近的部队有独立第一中队、警卫小队和第二大队何保中队，加上中心县委办的军政干部训练班，能直接参战的兵力约250人左右。会议对此作出了具体部署。
10月17日凌晨4时，伪军第四十旅七十九团、八十团、补充一团和伪护沙总队等共2000余人，在伪四十旅少将旅长兼七十九团团长李朗鸡指挥下开始行动。第七十九团和第八十团一部，由伪四十旅主任参谋朱全带领，乘4艘小火轮拖带的20艘木船，由市桥出发；原在碧江待命的补充一团，亦同时出发，开赴碧江接近桃村岗的一线。李朗鸡跑到广州乞请日军派飞机助战，前线总指挥交由朱全代理。
上午6时左右，伪军果然沿着广游二支队司令部军事会议所判断的路线分三路向西海发起戟。南路之伪军，在第七十九团副团长祁宝林带领下，由西海涌口大江边的和隆围登陆。在糖厂附近由冯剑青带领的广游二支队前哨小分队对进犯敌军猛烈射击一阵，杀伤部分敌人后撤蔗林。伪军攻占了糖厂，继而又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南炮楼侧右之广游二支队司令部驻地发起进攻，受到陈胜带领的广游二支队军政训练班一支7人小分队和部分民兵的阻击；9时许，伪军一度突破南炮楼涌尾阵地。广游二支队冯剑青、黄江平两个小分队立即进行反击，将突入阵地的几十名伪军大部歼灭，俘10余名，封闭了突破口。伪军暂时退缩至南炮楼对面的堤围。
东南路之伪军护沙总队在河滘登陆，避开村庄，沿着路尾围北面堤围直上，企图占领横岸岗后向西海攻击前进，但途中被梁国僚带领事先埋伏在番稔基的1个小分队严重杀伤。当伪军进至石尾岗时，霍文带领预先埋伏在那里的1个小队，突然以猛烈的火力向伪军射击，毙伤多人，余敌逃窜。
东北路从碧江、泮涌方向来犯之伪军第八十团和补充一团，在猛烈火力掩护下，向广游二支队防守桃村岗的部队进攻，被郭彪和陈绍文带领的队伍顽强阻击，不能前进。
伪军自恃兵多势众，武器优良，满以为不用费多大气力就可以把守卫西海的抗日部队消灭，没料到西海军民群情激愤，齐心协力，早就作好了抗击的准备。西海地区蔗林、蕉林、稻田、鱼塘星罗棋布，加之时值10月，蔗林蕉林长得高大茂密，到处是天然的“青纱帐”，宛如一片绿色的海洋。伪军闯进西海地区的边缘后，在复杂的地形地物中运动十分困难，大白天在“青纱帐”面前都成了“瞎子”，辨不清方向，只能靠炮兵指示目标。伪军的进攻队伍在明处，游击队的阻击分队在暗处。伪军的进攻队伍越是集中，就越易被疏散隐蔽起来的游击队阻击。广游二支队的指战员和民兵分散成若干小分队，时而埋伏在堤围、鱼塘、稻田处，时而又钻进蔗林、蕉林里，到处是喊杀声、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把伪军打得昏头转向。
战斗开始不久，伪军总指挥朱全因见各路受阴，日机又迟迟不来助战，乃匆忙赶往广州，再度乞请日军派飞机助战。朱临走前，指定第七十九团副团长祁宝林为前线代理总指挥。
11时，伪军增援部队2个营到达桃村岗、石尾岗。伪军得到增援后，兵力和武器加强了。广游二支队阻击部队在延缓伪军进攻后，边打边撤回西海。双方形成对峙状态。
广游二支队司令部分析战斗的发展情况，认为经过五六个小时的激战，伪军已遭到重大伤亡，并已十分疲惫，举行反击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谢立全决定集中预备队配以近10挺轻重机枪及迫击炮，首先对南炮楼方向之伪第七十九团实施包围聚歼。他率领独立第一中队一部向糖厂一线伪军左后方迂回，夺回糖厂，断伪军退路，将其压缩在糖厂与南炮楼之间的堤围和蔗林里。与此同时，林锵云、刘向东率领独立第一中队1个小分队和部分民兵向南炮楼对面之伪军出击。中午12时，反击部队在两侧蔗林内以密集火力向敌射击。蔗林深处杀声震天，伪军顿时慌乱，纷纷涌向堤围，有的跳到河里逃命，有的跑进蔗林乱窜。民兵和支前的妇女也纷纷拿着扁担赶来搜索蔗林。一些伪军吓得赶紧举枪投降。伪军前线代理总指挥、第七十九团副团长祁宝林发觉自己被包围后，带了少数人突围，但被打伤，逃至林头河急流涌口边时毙命。第七十九团大部非死即伤或落水被溺毙。与此同时，路尾围方向之伪军，亦在冯扬武率领的军政干部训练班和民兵的反击下，再次受到沉重打击，狼狈逃窜，退回紫坭。
歼灭伪军第七十九团的战斗刚结束，广游二支队司令部接到报告：从碧江、泮浦方向来犯的伪军第八十团和补充一团，占领桃村岗和横岸岗后，已进至西海涌东北面，情况紧急。谢立全立即率领部队和近10挺机枪前往反击.部队先将两座行人便桥拆掉，阻止伪军过涌，并在房顶上架起轻机枪扫射敌人；接着，向涌东北之伪军发起攻击，将第八十团和补充一团击溃。战斗于下午4时左右全部结束。
是战，歼灭伪军1个团，击溃2个团和1个护沙总队，击毙敌前线代理总指挥、副团长祁宝林以下200余人，俘敌110余人，其中有少校副营长至排长14人，还有百余人在逃命中溺毙江中，缴获步枪400余支、手枪50余支、轻机枪5挺、子弹1万余发。广游二支队仅伤亡各1人。这一仗是珠江三角洲敌后抗战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被誉为“西海大捷”。
现在西海抗日战争文物陈列馆里，就陈列着当年缴获的战利品，以及参加这场战役的战士用过的物品。西海抗日战争烈士纪念碑，静静矗立在这片蔗地鱼塘之间，看着半个世纪沧海桑田的变化，仍然能够听闻今日还在流传的一曲《西海颂》。
以寡敌众 成功突围
60年前，珠江纵队第二支队顺德大队的五个战士，在大良太平山旧寨塔上，抗击100多伪军多次围攻，而后从容全身而退，被称为旧寨塔五勇士。
整合多支游击队珠纵铁军威名扬
1945年1月15日，珠江纵队在原广东抗日游击队中区纵队的基础上，在中山五桂山公开宣布成立。以前活跃在佛山一带的广游二支队是其主力成员。珠江纵队成立之际，珠江三角洲指挥部同时成立，指挥部下辖2个支队、1个独立大队，第一支队在中山，第二支队在南番顺，独立第三大队在南三边境活动。
珠江纵队在远离党中央、孤悬敌后的情况下，坚决执行党的指示，根据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环境和特点，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游击战，逐步发展成了一支拥有近3000人的部队，对敌作战200多次，歼敌3200多人，先后在中山、顺德、番禺、南海、三水等8个县的部分地区，建立了拥有40万人口、近1000平方公里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基地及近100万人口、3000平方公里的抗日游击区，有力地牵制了日伪军数以万计的兵力。珠江纵队与东江纵队、琼崖纵队、韩江纵队等，成为南粤敌后抗战的重要力量，成为华南抗日战场与珠三角敌后的一面旗帜。
主动出击杀敌寇屡战屡胜振军心
珠江纵队成立前后，坚持在敌后主动出击，打击日伪军，配合兄弟部队执行战略任务，其中在佛山屡打胜仗。
1944年8月，南三大队为开辟、建立南三边境地区抗日根据地，由黄平带领20余人的先行部队秘密进入南海官窑黄洞村，开始除奸活动。三水县的南边圩，是西南镇北通芦苞至清远的交通要道，驻有伪警备队。11月1日，黄平带60人夜袭警备队，仅用10分钟，就结束战斗，击毙伪警２人。1945年1月31日，第二支队顺德大队由马奔、何球率领30多人，夜袭李辅群部设在榄核大坳沙的伪军军械厂获得全胜，缴获轻机枪7挺，长短枪20余支。
官窑是南海、三水、花县交界的一个重要圩镇。独立第三大队经过周密侦察和充分准备，于1945年2月6日晚，兵分三路成功夺取官窑，缴获了一批枪支、粮食等，救出被押群众30余人。独立大队还攻打了南海县伪侦察大队罗炳的牛沙农场，战斗仅用30分钟，缴获了枪支和耕牛，不但打击了伪军的气焰，还缓解了部队的经济困难。2月15日，1000多伪军向沙头发起进攻，但一次次被击退。20日，驻三水西南和山的日军同时来进攻，烧杀抢掠。第三大队为了保存实力大部分撤走了，只留少部分监视敌人活动。珠江纵队连续袭击日伪军，破坏其部署，为后来挺进西江执行战略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以寡敌众五勇士成功突围建奇功
1945年2月19日，驻容奇敌伪军1000余人，沿容良公路向旧寨、南畔进攻。因敌我力量悬殊，珠江纵队第二支队顺德大队决定转移，由驻旧寨塔和南畔炮楼的2个班负责阻击敌人，掩护部队和群众转移。坚守旧寨塔的这个班，仅有班长李国和战士苏雄、梁波、李卒仔、陈三珠共5人。他们用手榴弹和石头击退敌伪军百余人的多次进攻，毙伤敌伪军数人。敌伪军劝降不成，后改用火攻，在塔基周围放上稻草点燃，火烧烟熏旧寨塔。五战士坚持到深夜，趁火熄灭，跳塔突围。他们安全返回部队后，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旧寨塔五勇士”。
顺德的解放
一九四九年，解放大军分左、右、南三路入粤。南路军的主力为两广纵队和粤赣湘边纵队的一、三、四团及第四支队。边纵一团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八日解放了东莞，二十三日横渡珠江在莲花山登陆后直攻市桥，守敌八百多人投降，番禺遂告解放。十月二十七日，边纵一团进军顺德。
当时，美式装备的国民党暂编第一纵队邓锷部一千二百多人驻在容桂，县城大良则驻有保安营及警察等四百多人，且均曾出兵进袭过顺德均安、龙眼人民武装，并曾于广州解放次日分别在大良和容奇挂起五星红旗，搞假解放。十月二十六日，珠江地工委书记黄佳同志率顺德独立团六个武装连队由中山进军容桂时，邓锷还在容桂边境布防阻塞武装连队进军大良的通道，因而双方在容桂一线对峙。十月二十七日，边纵一团于中午由市桥出发，经三善渡河入大洲，再过河击溃鸡洲的保安营一个边。下午一时，一团进入古鉴、仙洞，随即分兵两路：以一、二营为一翼，经云路入大良，将保安营包围缴械，并占领县府；以第三营为另一翼，从古鉴经十二亩沿公路直攻沙头，驻沙头的保二师一个连被包围缴械，三营遂进驻顺德糖厂，并在德胜海一线布防警戒，防止容桂之敌渡河反扑。与此同时，边纵三团亦从市桥进军紫泥、三善一线，准备渡河直近容奇，与一团共同形成了对邓锷部队的包围。
是夜，珠江地工委书记兼珠江地区人民武装司令员黄佳和顺德独立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刘云到大良，与何清团长和林文虎副团长在县府会面，共同分析敌情，确定设法迫使邓锷投降，并由顺德独立团进军大良接替守城任务。
十月二十八日，一团在大良的部队陆续开赴沙头，如邓锷不投降，武装连军就渡河强攻容奇而歼灭之。林文虎副团长把一团入城时收缴的全部武器及俘虏都移交给顺德独立团联络员接管，只留下一个排担负守卫任务。下午一时，国民党顺德县警察局长罗定邦到县府求见林根，说顺德独立团团长黄有权是他在顺中读书时的同学，要求面见黄团长请示报告。当时黄正与何清同志研究工作，所以联络员答复罗若有事可讲清代传达，并责令他维持大良治安秩序，防止坏人趁乱抢劫，如出问题要追究其责任。
下午二时，边纵一团指挥员在县府会议室召见邓锷并提出最后通牒，缍迫使邓锷接受无条件投降，当即写手令并打电话通知其所属放下武器。下午五时许，边纵一团三营南渡德胜河进驻容桂。同时，顺德独立团的先头部队梁泰猷连和北江大队苏明中队也北渡德胜河进驻大良，接替了守城防务。到此，顺德全县宣告解放。
十月二十九日，容良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贴出了第一号布告，开始军管接收及支前工作，在容奇日夜迎送陈赓西进云贵的部队。十月三十日，军管会开始办公，接待来访军民。
十一月三日，边纵一团指战员在容奇登船出发追歼残敌。顺德独立团及北江大队负责人均到码头欢送，为战友们预祝新胜利。
顺德人的“二次革命”
习惯于埋头苦干废话少说的顺德人剔除了诉诸传媒弹冠相贺的俗例，迅速“移形换位”进入新鲜角色。由艰苦创业历炼而成的忧患意识，加上“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政策敏感，他们察觉到全面改革开放之下广东“先行优势”的弱化。——顺德的领头人这样分析：“第一次创业我们靠政策优惠、灵活机制先走一步，靠‘洋枪洋炮’打败‘土枪土炮’；第二次创业我们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不规范时期，原来的政策优势、市场优势、地缘优势已经起了变化，有的减弱，有的消失，有的出现危机，按照政企一家、优惠扶持的方式继续发展已为条件所不允许，可以预料，第二次创业将比第一次艰难得多，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4年底这段时间里，顺德人静悄悄地发动了一场“革命”——产权革命，到了1997年4月初的时候，“脱胎换骨”的顺德让人眼睛一亮——所有的政府机关都与自己的直属企业脱了钩，政企彻底分开，政资泾渭分明，在当时的中国那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但是顺德人做到了！顺德人的“可怕”在于他们绝对是以行动者的姿态出现的，当人们“三思而后行”的时候，顺德人已大饮“头啖汤”，或者像鲁迅先生所说“吃了螃蟹”。经济学法则告诉我们，风险越大，利润越高，顺德人深知其中三味。
在“产权革命”中，顺德人依旧不事张扬，有意避开新闻界，努力营造一块平静天地，“不求闻达于诸侯”。顺德人的做法无疑是聪明的，正如洋务运动中一位大臣所言：“洋务不可说，一说便招到议论。只须一力干下去。”
“产权革命”消解了传统公有制形式对市场经济的“致命伤”，顺德在初级工业化完成之后所遭遇的头等问题迎刃而解，获得了冲刺中级工业化的“加速度”。
对于二次创业的动力，顺德人认为，既要靠“无形的手”，又要靠“有形的手”，凡是竞争性的行业，社会能够办到的事情，政府不与民争利；而对基础性、公益性的项目，政府仍要继续做好导向性的投资，要靠市场推动和政府导向相结合来推动顺德的二次创业。
这一次，顺德人改进招商方式，主动走出境外，由市领导带团去日本、去韩国、去台湾省，拜访在顺德投资的外商，介绍情况、听取意见和建议。1996年，顺德成为在日本招商的第一个中国县市。顺德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当时，加拿大、日本、美国、德国、香港等地的46家国际知名大企业和跨国公司相继到顺德投资和合作，项目投资总额达81亿元，其中外商投资占38亿元人民币，投资额超1亿元的项目23项，产生了“小城市引进大财团”的效应。
在第一次创业中，顺德人有一个“三个为主”的经验：集体经济为主、工业为主、骨干企业为主。1997年，顺德人“翻新听唱扬柳枝”，确立了新的“三个为主”战略：以公有制经济作主导的混合经济为主，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以规模企业为主。——这一“喜新厌旧”的转变，使顺德人又一次智珠在握，在珠江三角洲的“二次革命”的浪潮中又再一次塑造金身！
